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其中的重点是规范劳务派遣，保证同工同酬。这一消息对数千万劳务派遣工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所以6月下旬之后，就有劳务派遣工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审议结果。还有劳务派遣工把全国人大关于《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的链接传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 

　　劳务派遣工之所以这样积极自有其原因，因为这个消息给了他们太多的希望，或者说是因为他们深受劳务派遣用工之苦。近年来，特别是2007年年中《劳动合同法》通过后，由于该法对合同制用工制度做出一些严格规定，同时对劳务派遣用工制度规定却过于原则、模糊，从而导致劳务派遣业疯狂扩张，劳动派遣队伍也随之以惊人的速度壮大。 

　　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只有极少数劳动者是自愿成为劳务派遣工的。而在现行劳务派遣用工制度之下，只要成为劳务派遣工，劳动者就等于被贴上了一个身份标签，此后单位给予他们的一切待遇都要与这个标签相对应。在目前的劳务派遣制度之下，与劳动者的“劳务派遣工”身份标签对应得最为紧密，也是引起劳务派遣工最为不满的就是“同工不同酬”了。 

　　所谓“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比较的结果，比较的一方是劳务派遣工，另一方一般的说法是“正式工”。但是，用“正式工”来涵盖劳务派遣工之外的劳动者群体并不准确。当下的企业，尤其是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里，由于用工制度改革不彻底，其用工形式至少包括有编制的合同工(俗名全民工、集体工)、无编制的合同工(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工、临时工(劳动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其他用工形式等。 

　　就做同样或类似工作的劳动者来看，在国企里，有编制的员工薪资最高，其次是无编制的合同工；在非国有企业里，则是那些长期合同工的工资最高。派遣工与之比较的，自然是用工单位里做同样或类似工作但工资最高的，因此，这里的“正式工”就会因单位性质不同而所指亦有不同：国企里的正式工是指有编制的合同工，非国企里的正式工则指长期合同工。 

　　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做着相同或类似的工作，但工资待遇却大不相同。从众多劳务派遣工反映的情况看，他们的薪资与做同样或类似工作的正式工相比，少则相差两三倍，多则相差近十倍。这种薪资的巨大差别也正是上文所说的身份标签的反映，而薪资差别与身份标签所共同标示的则是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巨大的社会地位差别，因为对于个人来说，经济能力正是其社会地位的基础。 

　　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之间的差别还不仅仅是劳动报酬方面。比如，正式工作为“用工单位自己的人”有正常的晋升渠道、带薪年假、工龄工资、有权参加职称考试或评级等等，这些许多单位里的劳务派遣工都没有。 

　　作为身份标签，“劳务派遣”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对劳动者本身能力和工作水平的否定，进而导致劳务派遣工的自卑心理。据笔者了解，几乎所有的劳务派遣工在与朋友或陌生人聊到工作单位时，不愿说明自己是劳务派遣工。如果对劳务派遣工的这一心理状态做一探究，即可发现这是自卑心理作用的结果，由此亦可知这个身份标签对劳动者心理造成的压力。 

　　在劳务派遣制度之下，用工单位、用工单位的正式工、劳务派遣公司以及劳务派遣工是四个基本的利益主体，这四者应该说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但事实是，劳务派遣工与用工单位、与用工单位的正式工、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对立情绪明显。在许多劳务派遣工和社会舆论看来，劳务派遣制度之下的同工不同酬实际上就是一种“剥削”。 

　　存在着利益冲突，也就存在着劳务派遣工与其他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转换身份与同工同酬就成为劳务派遣工最为强烈的诉求。但一方是强势的资本和有体制护佑的正式工，劳务派遣工这一方自然难以争取到实质性的利益，于是寻求有共同身份标签的其他劳动者在道义上的呼应与支持就成为他们所要去做的尝试，而互联网也为这种尝试提供了便利。但尝试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尝试结果现在也无法预测。 

　　在同工不同酬的薪酬制度条件下，再加上因为法律保护不足、司法腐败等因素致使劳务派遣工无法有效维权，许多劳动者仅仅因为从合同工转变为劳务派遣工，工资薪金收入一下子就被腰斩。在正式工与劳务派遣工并存的单位里，前者的薪资收入通常是后者的3-5倍，这使得劳务派遣工收入仅够温饱，成为收入最低的社会底层群体之一。 

　　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劳务派遣工的队伍迅速扩张，尽管对于中国目前劳务派遣工数量有2700万到6000多万的争议，但无论是选择哪一个数字，这个群体都是一个千万级的数量。可以说劳务派遣工群体已经庞大到足以影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也庞大到足以借由劳动力成本途径来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当然也足以影响中国未来改革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务派遣制度已经演变成一个难以回避且影响长远的社会问题。 

　　但是，目前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大多只是从如何规范企业用工、如何保护这个群体的合法权益着眼，而没有人从社会阶层变化和该群体的思想动态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入手进行研究。 

　　不能不说，这种情况远不足以推动这个群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未能充分反映出劳务派遣工鲜明的群体特征、强烈的利益诉求及其思想动态，也没有认真回答政府、社会和利益相关者对其诉求应该如何回应。 

　　因而，当下亟须社会学家而不仅仅是劳动保障领域的专家来研究这一群体，研究这个群体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这一群体的诉求及其将会如何与利益相对方进行博弈、博弈可能产生的后果和这种博弈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当然也要研究这个群体的不断扩大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这样才能从更宏观的角度清晰地认识这一群体，也才能恰当地回应其诉求，以减小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

发布日期：2012-08-15